在这一过程中，可由一些国家主导提供全球性的公共产品，解决公共产品供给不足难题。
第二，债券期限越长，给公司带来的短期还款付息压力就小，这种资本就越像股权，所以，一般公司更喜欢长期债。尤其是在最近几年，一方面国内影子银行融资的利息成本奇高，另一方面，美元和港币债券的利率很低，比国内银子银行的融资利率低多了，再加上美联储持续加息的预期也很高，所以，在境外发行长期限的美元债成为恒大的首选。
可是，恒大是香港上市公司，香港会计规则又把永续债当债务处理。而恒大又是境外上市的公司，所以，除了具体地产项目可以从国内银行做项目贷款之外，恒大要么通过影子银行融资，要么到境外增发股票、发外债。恒大在全国120多个主要城市拥有200多大型项目，2016年底总资产规模达13508亿。当然，对于恒大地产而言，前面说到今年股价表现强劲，翻了2.6倍，所以，恒大就选择立即赎回之前发行的所有永续债，这些永续债的平均利率为9.5%，融资成本实在太高。当然，投资者也不傻，债券期限越长，不确定性也越大，发债方违约概率可能也更高，所以，会要求更高的利息回报率。
之后，把规模优先策略拓展到全国，迅速实现全国化布局、产品标准化运营，并取得井喷式增长。第一，公司融资手段越来越丰富。这说明，想象的时间与想象的财富，最终不能与真实空间和真实发展条件相分离。
三是追求共有的制度文明原则。(47)21世纪，是什么样的隐蔽的刺激使得资本的运动给了当下人类新的觉醒呢?笔者以为，中国的资本创新模式是21世纪政治经济学批判再唤醒的学术事件。值得提出的是，在刚进入21世纪的十几年中，全球资本的金融化导致直接性融资占比趋高，但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深刻地显现了马克思《资本论》中所揭示的资本具有内在否定性的哲学真谛。随着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金融活动的主体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原有的以少数金融寡头为主体的结构被打破，充满着疯狂投机意志的散户和投资机构成为撬动资本市场的力量。
再一方面，资本运作监管制度的不健全，导致不少衍生品的交易处在任意叙事的非理性状态中。21世纪资本金融时代的到来，既有着希法亭强调的金融资本的特性，更有着值得当代人思考的新内容：它已不再是银行的货币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简单聚合，而是资本的金融化和金融化资本的相互契合。
人权问题首先是财产权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社会公正制度，多数人的人权是无法保证的。实际上，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普遍性是特殊性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希勒指出：20世纪70年代，金融体系在世界范围内兴起……这不能不称为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是我们正在迅速告别历史的象征。(35)客观的价格规律只能通过竞争为自己开辟道路。
精神的丰富性被衰减为单维的物欲性。历史上荷兰东印度公司创新的融资机制，资助了欧洲人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航海探险和商业扩张，这是金融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尤其是通过金融衍生品技术的运用，使未来的风险得到分解、对冲和交易。在中国，21世纪资本已成为追求普遍理性进步意义上的人性自由发展的重要象征，这是21世纪资本论最值得关注、最值得期待、最值得提升与总结的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事件。
世界资本市场作为市场经济的最高形态，对于培育新兴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有着神奇的功效，但我们也更应当看到：当今的资本能够在瞬间以金融合约及其衍生工具的运作方式把千亿、万亿财富或资产悄悄转移，以最小的代价、最短的时间完成用军事手段都难以实现的国家战略目的。逐利的金融意志主义蔓延，直接导致个体生命的金融内化和人类整体主义精神的日趋衰减。
(18)当然，金融所承载的价值作为主观意志的客观化，反过来又对(生活)主体产生制约作用。英语中金融一词源于古法语，与结束一词有着相同的词根。
不可否认，现代资本金融体系加深了人类对未来时间坐标的生存意义的理解，却相对弱化了对历史时间坐标的生存价值的重视。在全球资本高倍收益率的背后深藏着马克思所忧患的社会劳资关系对立的性状，金融资本实质上是特定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的反映，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对立，证明了相关制度的不公正性和人权发展的不平等性。特殊的东西只有把自己提高到普遍的形式，才能获得它的生存。(46)这种社会公正来自自然发生论的教条已被历史证明是十分错误的。人类自从有了经济活动，也就有了金融创新。斯宾格勒曾把现代人称为浮士德式的人，也就是追求自强不息，不断进取，不安于任何有限的、完成的、完全古典的东西。
要获得财富，做法就是认清其假象，投入其中，然后在假象被公众认识之前退出游戏。这更像一个充满金融威胁的新世界的开始。
这是十分重要的制度创新，也是中国为世界作出最重要贡献的历史期待。如美国次贷危机、欧债危机。
资本市场是一个生态系统，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资产的证券化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但这又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倘若资产证券化的意志过强，而实际资本市场的可承载性却很弱，必然导致资本的主观性和任性。而精神向度的追问，则注重把资本由感性的杂多性状，转向精神的自觉反思领域，其方法论优势在于：它把资本各种实际发生的变化从感性的世界转移到精神的反思领域，哲学只具有一项任务，那就是：跟随一个时代，用思想性的表述和所谓概念、甚至用一个‘体系来传达这个时代的过去和当前。
世界如何实现全球经济正义?人的异化何时被扬弃?纯粹的经济理性已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最终使人也成为被深度开发的金融衍生品。因为人在这种最初还是完全抽象的规定中是绝对无限的意志，所以这个有别于意志的东西，即可以构成它的自由的领域的那个东西，也同样被规定为与意志直接不同而可以与它分离的东西。大自然赋予人类的生存资源是有限的，但人类可以自觉运用历史时间来超越自然进化时间的极限，未来的时间价值被发现，其积极意义正在于对物的原在性生存世界的改造并超越：首先，超越物所定在的时间价值——物的自然属性一旦被框定在受意志支配的历史时间坐标中，一种交换所有权的抽象符号——货币观念，将当下实物财产的索取权锁定在彼此契约的未来效益的预期中，自由意志的外在物(产权)的交换，未来在人的自由意志的运作下，当下占有权的被动性被激活，它可以提前支付或索取，占有权的时效性被改变，它可以使价值发生跨时期转移。①正如马克思所启示的，哲学应当成为改造非理性现实的武器，成为行动哲学，从市民社会财产关系异化的本体论中去寻找扬弃异化事实的历史哲学根据。
自由是精神性的深度，欲望是经济性的根据，两者是灵魂与肉体、理性与欲望的关系，完全离开精神性的经济性，资本金融只会运动在原始丛林中，产权转让关系便成为狼群撕咬关系。尤其是，伴随着工具理性的智能化，资本的精神向度更趋主观性。
三、金融化世界的精神现象学分析 金融与精神的关系早在中世纪就被神学家们理解为金融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再一方面，它的极端投机性易导致市场的波动性。
金融战争在诸多领域替代了传统的军事战争，政治家们深刻地体悟到：注重21世纪资本金融大格局的战略，远比考量军事大格局战略更紧迫。毫无疑问，如此金融战略的拟定，起因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和浮动汇率时代的到来，以及生产与金融的全球化发展趋势。
(11)该公司成立后的300年里，金融创新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并且催生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特征。资本是一个作为主体的自我表象着的客体，意识越被虚无化，资本就越被虚拟空间化。如，对期权进行交易并非出于管理民众生计这个高尚的目的，而仅仅是一种非理性行为。个体生命金融内化，尽管能体验生命自身的内在矛盾，尤其是生命发展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转换过程，但如果每天都把生命搁置在关涉瞬间的丰裕回报或巨大财产损失的读秒抉择体验中，过度丰盈的欢乐或痛苦，定会招致精神的如此悲剧：精神超越世俗的秉性变得极端脆弱、极端无能、极端异化。
由无障碍的意识流动，变成无障碍的财富创造形式。但是，21世纪资本逻辑的发展有了巨大变化：随着全球资本金融体系的强力推进，资本变得更加抽象、更加具有脱域性，资本的主体定位异质多元，运作方式虚拟迷幻。
随着现代性的发育和推动，当代人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金融不再意味着生命的终极结算，而是生命的最具有价值的追求和显现。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和金融监管的放松，带来了金融衍生品的层出不穷，也为国际金融大爆炸的局面埋下了伏笔。
整体性自由来自人性中高度私向化行为受阻而被迫产生的利他主义道德原则。唯有深刻反思，才能触及现代性与现代金融本体论存在的关联性，才能对习俗的东西、本能的东西、感性的东西进行辩证超越，才能把属人的自由程式更多地理解为主体性与自由的勾连，而不是单纯客观性、实体性与自由的联结，才能认识到金融的创造力与人类的思想创造力同出一辙。
